為了使檢察機關更充分地履行職責,全面承擔起公益訴訟的重任,有必要在中央頂層設計的前提下,立法先行

　　在實際生活中,個別行政機關或者企業(yè)單位違反國家法律規(guī)定,嚴重侵害公共利益,造成生態(tài)環(huán)境嚴重污染和資源損害的行為時有發(fā)生,但責任單位或者個人卻常常沒有得到應有的法律追責。

　　公益訴訟在實踐中的探索,面臨一些困難,甚至步履維艱,已經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。之所以長期以來存在這種狀況,與我們的訴訟理論及法律規(guī)定的滯后存在關系。因為按照傳統(tǒng)的法理解釋,只有當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組織,因為自身的民事權利受到侵犯或者與他人發(fā)生民事權益糾紛時,受到損害的個人或者單位,才能以訴訟案件原告的身份向法院提出訴訟,請求依法保護其民事權益。我國原來的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一項就曾明確規(guī)定:“原告必須是與案件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組織”。而許多侵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,卻因為找不到直接的利害關系人或者受害者,而長期逍遙法外,造成的公共利益損失也得不到賠償。

　　2013年1月1日生效的我國民事訴訟法(修正案),改變了這種狀況,第一次對公益訴訟問題作出了規(guī)定,確定提起公益訴訟的主體包括與損害沒有直接利害關系的“法律規(guī)定的機關”和“有關組織”。但是,法律規(guī)定依然較為原則,訴訟主體的界定不夠明確。

　　正因為如此,在司法實踐中,公益訴訟還是存在著“三難”問題,即立案難、取證難、勝訴難。事實上,違法必究,執(zhí)法必嚴,是建設法治中國的基本要求,也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戰(zhàn)略目標的需要。一個法人單位、機關或者個人,只要他們實施了違法違規(guī)行為,構成了對他人或者公共利益的損害,都應當付出必要的代價,受到應有的處罰。

　　按照我國憲法規(guī)定,檢察機關是國家的法律監(jiān)督機關,承擔著維護公共利益、保證和監(jiān)督法律實施的使命,相對于一般的社會組織和機構而言,各級檢察院對違法犯罪行為提起訴訟,更能代表國家的立場和法律的尊嚴。與普通公民和社會組織不同,國家在賦予檢察機關監(jiān)督權的同時,還賦予它們各種服務于法律監(jiān)督的如案件偵查、批準逮捕、提起控告等權力。雖然,這些手段更多地被用于涉及貪污賄賂、瀆職侵權及其他刑事案件的辦理,但即便是現在因對民事案件判決不服而提起的抗訴,其法律效果及引起的社會關注度,也是完全不同的。當危害公共利益的重大違法事件發(fā)生之后,而普通公民或者組織不愿起訴或者由于各種原因無法訴訟時,我們的各級檢察機關應當承擔起公益訴訟的職責。正因為如此,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《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》提出將探索建立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。這是繼上一次民事訴訟法修訂將公益訴訟納入法律規(guī)定之后,公益訴訟制度即將迎來的又一次重大改變,也是作為公共利益代表的檢察機關進一步擴大司法職能,全面維護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一次全新探索。

　　為了使檢察機關更充分地履行職責,全面承擔起公益訴訟的重任,有必要在中央頂層設計的前提下,立法先行,通過現行法律的修改或者立法解釋,正式確立檢察機關介入公益訴訟的主體資格,明確其提起公益訴訟的職責范圍。同時,要通過有法律依據的體制改革,在檢察機關內部設立獨立的公益訴訟機構,配備相應的具有法律及相關專業(yè)技術能力的人才,依照法定程序行使對相關案件的調查權,通過搜集證據、發(fā)現違法事實、提起訴訟和監(jiān)督執(zhí)行的過程,提升對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保護的能力,有效遏制侵害社會公益行為的蔓延。

　　應當著力推進中央已經確定的司法體制改革方案的實施,使檢察機關在人財物體制上擺脫地方的控制和影響,使他們能夠依法獨立行使檢察權,不受干擾地對損害公共利益的違法行為展開調查、提起訴訟,并且在展開公益訴訟檢察活動的同時,及時發(fā)現行政執(zhí)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,是否存在濫用審批許可職權,是否有玩忽職守甚至貪贓枉法、徇私舞弊等涉嫌違法犯罪的問題,通過全面審查,督促相關行政機關依法履行職責,進一步完善工作機制,從而使嚴重侵害社會公共利益的違法行為得到切實有效的遏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