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4年發(fā)生的聶樹斌強奸殺人案重審受到輿論持續(xù)關注。聶樹斌早已被執(zhí)行死刑,多年后另案落網的王書金供認自己才是當年那起強奸殺人案的真兇,但他的口供又同真實案情細節(jié)多有出入。在這起案件尚無最終定論時,6月25日浙江蕭山法院又對18年前錯判的一起搶劫殺人案重審,有5名青年在該案中蒙冤。重審冤假錯案成為時下最熱門的話題之一。

　　“文革”結束后,上世紀80年代有過一次平反冤假錯案的高潮。很多人以為冤假錯案大致在中國走到了頭,它們不太可能再在中國有規(guī)模地出現(xiàn)。

　　但是現(xiàn)在看來,進步中的中國司法現(xiàn)實仍有不少漏洞和缺陷,隔一段時間再回頭看,過去的一些原則和政策會顯得陳舊,一些運動式“嚴打”為冤假錯案的滋生提供了土壤。中國的法制建設在不斷完善,但這個過程是有瘡疤和傷口的。

　　聶樹斌案能夠重審,并且重審過程長達8年之久,法庭不因有了新口供就匆匆定案,而是既重口供又重實物證據(jù),在新口供與其他證據(jù)不能相互印證時謹慎審理。無論輿論怎么說,對人命案這樣的認真態(tài)度與法制建設大方向是一致的。

　　輿論中要求認定王書金是真兇、為聶樹斌平反的聲音占了上風,這當中的社會心理原因非常復雜。但毫無疑問,這些聲音與法治精神并不完全吻合,對它們的解讀更適于引用社會學的原理。

　　輿論中對司法機關“為了掩蓋自己錯誤而拒不改判聶樹斌案”的推測有其自身的邏輯,但重審聶樹斌案的全過程必須依法進行,而不能被來自任何一方的愿望或情緒主導。輿論越是強大的時候,司法過程就越要保持審慎態(tài)度。輿論說到底同行政權力有相似之處,都是可以從法外影響案件審理的力量。法律應與輿論為善,但不可把它供奉成“新婆婆”。

　　法律在中國仍缺少足夠權威,它的實施環(huán)境仍不時受到各種權力的干擾,訴訟程序得不到保障、走過場等,這些都是冤假錯案發(fā)生的深層原因。冤假錯案是世界性問題,并非中國獨有。但中國法制基礎的相對薄弱應是治理冤假錯案的持久標靶。我們相信對于這個問題中國人都有日常生活的大量感受。

　　無論如何,中國的法制建設在大步前進,而且它同人權觀念的進一步覺醒融為一體。依法治國已從人民的普遍心愿轉化成國家的政治選擇,對每一個冤案錯案,社會的不容忍度史無前例。今天執(zhí)法者面臨著嚴格依法辦案的空前壓力,這不可能不對司法公正產生質的推動。

　　然而也應看到,中國社會對“司法獨立”喊得很響,但各種有權力和資源的人在自己或親友牽涉到訴訟程序時,試圖用法外手段影響辦案的愿望仍非常高。輿論在一些公共沖突事件發(fā)生時,也常常把價值判斷放在法治精神之上。中國的司法做到完全不受干擾,看來還有不短的路要走。

　　聶樹斌案重審仍在繼續(xù),希望新的判決能經得起歷史考驗,它應是法律的勝利,而不是別的什么勝利。